动不动就对人吹胡子瞪眼睛的张飞龙，这下可有人治了。
　　田蜜听到是我时，有大半天出不得声。
　　“天哪！是你，江枫，真的是你？”她兴奋地大叫，“快回来参加婚礼，我要你当我的伴娘。”
　　我拒绝再当老伴娘，但我答应回台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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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离开这么多年，我好想家。
　　多年前离开时，我曾想过——我已没有了家。
　　但在外头这些年的飘泊中，我深深体会到，台北，是我的出生地，是我的家乡，即使我在那儿没有一片瓦、一块砖，当我站在任何一座屋檐下时，那就是我的家。
　　飞机起飞时，是个大暗天，白色的云在空中飘来飘去，就像我激荡的心。
　　我不断像唱歌似的对自己说——我要回家了！我要回家了！
　　但飞机真到了台北上空，绿色的田野、如黛的山川映入眼帘时，又觉得近乡情怯，双手紧抓着椅把，不敢再多望一眼。
　　我怕我会哭。
　　田蜜亲自来接我。
　　经过这许多年，她已不再是当年的小女孩，她成熟、稳健，是个道道地地的女强人。
　　但我们拥抱在一起时，她毫不害羞地哭出声。
　　“回来就好！回来就好！”她一边哭一边不断地说。
　　她现在公司里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当然也有了自己的秘书。
　　从桃园机场到台北的路程，由她的秘书驾车，我们在后座畅谈。她叽叽呱呱地向我报告公司里的人事变迁，我们共同的朋友……聊得不亦乐乎。
　　但是她没有向我提及沙慕尘。
　　一句也没有。
　　我本来预备当她提及时，我要用最从容自然的态度去面对她，但是她没给我这个机会，她很小心地不提任何会令我伤心的往事。
　　她长大了，已懂得体贴、含蓄。
　　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不长心眼的田蜜了。
　　我忽然一阵怅然。往事如微风，应该让它轻轻吹过，何必再留恋什么？
　　“告诉我，你这几年过得好吗？有没有朋友？”她忽然抓住我的手，热切地说。
　　“我过得很好，也有很多朋友。”我微笑着回答，也许，是太兴奋，我丝毫未感受到长途旅行的疲倦，只觉思潮如涌。
　　“我不是指普通朋友，是指可以结婚的对象。”
　　“对象？法律上不是规定，只要是成年男子都可以跟成年女子结婚吗？”
　　她伸手打了我一下：“这种回答太过于狡猾，不算。”
　　我把话题岔了开去，问她婚礼的细节。她果然上当，一打开话匣子就没个完，订了多少桌酒，请了哪些客人，娓娓道来，巨细无遗。
　　张飞龙出身世家，田蜜的父亲也是国家将领，这门亲事十分相配，办起喜事来得格外慎重。
　　“不过我们都不准备铺张，亲朋好友的礼金除去了开支，我们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，全部留给蓝孩子。”
　　“蓝孩子？”
　　“蓝色的孩子。”
　　“我还是不明白，在美国倒是有出卡通剧叫做《蓝色小精灵》，但怎么也和婚礼扯不上关系。”
　　“蓝孩子是医学上的名称，指那些因为心脏病而使得血液中缺氧，皮肤、嘴唇与手指都变得紫黑肿胀的孩子。”
　　“台湾有多少这样的孩子？”
　　“每年有三千个先天性心脏病儿童诞生，其中平均有两百名因为家贫无法救治而未成年便在这世界上消失。”田蜜叹了口气。
　　“他们靠医药可以治疗吗？”我问。
　　“可以。通常做一次心脏手术得花10至20万元，如果没有这笔费用，就只能无止境地打针、吃药，拖延到最后还会引起更多并发症，以致死亡。你知道，真正夺去这些孩子性命的，不是心脏病，而是没有钱开刀。”田蜜方才的神采飞扬消失了，眉宇间有抹哀戚。
　　“张飞龙同意你把钱捐出去吗？”
　　“同意。”
　　“真不敢想像他会关心与他完全无关的人。”
　　“我想我们一直都太不了解他，他在本质上不但善良，而且慈悲心很重，只是不擅于表达而已。若给他机会，其实他很愿意帮助别人的。”
　　“还没过门就已经在帮他说话了！”我羞她。
　　“我是说真的。”她焦急地解释，“他还决定，以后我们每个月要结余十分之一的薪水做蓝孩子的救助基金，这是一个非常长远，也需要非常多人共襄盛举的工作，绝不能只做一次就算了，一定要持之以恒。”
　　我不再讪笑她，却对她肃然起敬。以前，我一直以为她是温室中的花朵，现在她自己证明她不是。她原是孤儿，被好心人士教养长大，现在她能把自身所拥有的回馈给社会。
　　“也算我一份好吗？”我拿出了支票簿，我能拿出来的，对蓝孩子来说也许只是杯水车薪，但那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更何况集众人之力便有可能成为长江黄河。
　　“我不能收你的钱。”田蜜推拒。
　　“为什么？”
　　“你一个人在国外，需要用钱，更何况你一直都在念书，没有工作。”
　　我笑出了声：“我没有工作并不代表我穷啊！”
　　“总之，我不能收。”
　　“那我只好去台大医院捐给心脏病儿童基金会咯，如果你非坚持要我如此麻烦。”
　　“好吧！我收下，也代基金会的义工谢谢你。他们为这件事奋斗了16年，经常要受到缺钱、缺人，无以为继的威胁。”